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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曈在調解現場。本人供圖青海新聞網·江源新聞客戶端訊 7月8日一大早，西寧市湟中區綜合事項人民調解委員會的調解室里，茶香裊裊升起。劉曈剛泡好兩杯清茶，門就被推開了，一對面色緊繃的當事人走進來，手里攥著皺巴巴的欠條，空氣里彌漫著爭執。“先喝口茶”，劉曈笑著把茶杯推過去，目光溫和卻帶著力量，“事兒再急，也得慢慢說清楚。”
這是劉曈從事調解工作的第796天，這樣的場景，早已是日常。
調解室的長桌旁，劉曈總能讓劍拔弩張的雙方慢慢松弛下來。這份從容，源于他不尋常的職業軌跡。
這位1981年出生的調解員，曾是英語專業畢業生，自學通過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后做過律師，還干過景區運營和宣傳。2023年5月，他看到湟中區招聘專職調解員的公告，毅然告別了“每天從早9點忙到深夜10點”的律師生涯。
“律師是站在一方立場爭取最大利益，而調解需要坐在中間，聽見兩邊的聲音。”劉曈坦言，轉行的初衷藏著對“公平公正”的樸素追求。做律師時，他見過太多人為了幾千元欠款，在訴訟程序里耗上數月；也見過農民工攥著欠條，卻因老板跑路維權無門。“調解能讓很多事兒還沒進法院大門就畫上句號，這比打贏官司更有意義。”
如今，他的辦公桌上一直放著《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桌角的文件夾里整齊碼著535份調解案卷。
兩年零兩個月，平均每天0.7件的處理量，讓他練就了出色的溝通能力：對急脾氣的當事人放緩語速，對躲躲閃閃的被申請人直擊要害，對情緒激動的農民工遞上一杯熱茶先聽委屈。
“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這是劉曈常掛在嘴邊的話。他總說，調解的最高境界，是讓矛盾在徹底爆發前就化解。2023年3月，26名農民工涌進調解室時，他立刻嗅到風險的味道，他們說起被拖欠的工資，聲音里帶著壓抑的憤怒。“老板電話不接，人也找不著，我們一家子還等著錢吃飯呢！”帶頭的農民工紅著眼圈說。
劉曈心里清楚，這事兒拖不得。26個人背后是26個家庭，處理不好可能引發更大風波。他拿出登記表：“別急，一個個說，姓名、工種、欠多少錢，我都記下來。”整整一下午，他沒喝一口水，仔細核對每個人的工時和工資，筆記本上記滿密密麻麻的數字。
轉頭，他直奔發包人公司，給負責人一條條講法律后果，一遍遍算良心賬。
多次溝通后，調解室里擺了26把椅子。當發包人把一筆筆工資轉到農民工賬戶上時，有人當場給劉曈鞠了一躬：“劉調解員，你真是把我們的難事兒放在心上了！”他看著26雙布滿老繭的手在手機上確認收款信息，突然覺得，那些跑斷腿的日子，都值了。
劉曈的調解，從來不止于室內的長桌。2024年4月，楊某和溫某的土地糾紛，是劉曈記憶里最深刻的案例。
事情要從一紙土地承包經營權證說起。兩家的地挨著，因為梯田改造，原來的界線早沒了模樣，就為了幾分地的租金，兩大家族鬧到劍拔弩張的地步。“那天我到山上，兩邊各站了二十多號人，手里都攥著農具，誰也不肯讓誰。”劉曈回憶，當時他先讓法警把大家隔開，自己蹲在地里看了半天，黃土翻新，剛犁過的田埂看不出半點舊界的痕跡。
他沒急著下結論，而是借來無人機，結合實際航拍圖，又對著證件，帶著雙方一點點丈量，在地上劃出一條新界線。
兩家人最終搬來石頭定下邊界，臨走時原告的老人攥著他的手說：“劉調解員，你這線劃得公正。”
劉曈對兩家人說，“都是鄉里鄉親，低頭不見抬頭見，為這點地傷了和氣，不值當。”那天夕陽西下，楊某和溫某握了握手，兩大家族的人也跟著笑了。
調解室的長桌，見證過太多啼笑皆非的糾紛。有欠了買牛錢當場湊不齊，劉曈陪著打電話向親友借錢的；還有養豬戶被塌的大棚砸傷，他拍了視頻給遠在江西的原告看，對方諒解說“還款期限可以延長，讓他先養好傷”。
“調解不是和稀泥。”劉曈常說，他的底線是法律。處理農民工工資糾紛時，他寸步不讓：“法律規定要按月足額支付，少一分都不行。”
但法理之外，總有柔軟的空間。那個被大棚砸傷的養豬戶，癱在床上說話都不利索，劉曈蹲在床邊聽他含糊不清地解釋，又跟他媳婦一筆筆算飼料款，最后雙方約定三年分期。
7月8日的調解持續到中午，欠款人當場轉給對方8000元，剩下的2000元寫進協議，約定下月付清。送走當事人，劉曈泡了杯新茶，看著窗外的陽光斜斜照在“人民調解”的牌子上。
從律師轉行做調解，他說自己終于找到了“坐在中間”的踏實，不用為了勝訴拖延時間，不用在合同里雞蛋里挑骨頭，只用把法理揉進情理，找一條雙方都能走通的路。
每天下班前，劉曈都會把當天的案卷錄入系統。夕陽下，他眼角的細紋里藏著說不完的故事。
這樣的日子，普通得像湟中區的塵土，卻在一次次彎腰傾聽、一次次奔走協調中，沉淀出不普通的重量。劉曈說，他最愛看當事人簽完協議后握手的樣子，那瞬間，法理有了溫度，公平有了模樣，而他就在這中間，做一個讓人心安的坐標。
（來源：青海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