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海新聞網訊
詩歌：通往神話與烏托邦的途徑
吉狄馬加
詩歌從它誕生之日起，就從未離開過它所置身于的那個時代，這就如同詩人，盡管他能通過他所構筑的那個語言的世界，最終能超越它與當下現實的關系，但是無論如何，任何一個時代的詩歌，其本身所呈現出來的整體態勢，都會讓我們清晰地看到，那個時代詩歌主流精神的具體指向。其實這已經是一個毫無爭議的事實，古希臘荷馬時期的詩歌是這樣，中國古代唐朝時期的詩歌是這樣，西班牙黃金時期的詩歌也是這樣，在源遠流長的世界詩歌史上，這樣的事例不勝枚舉。但在這里，我需要說明的是，一個時代詩歌本身主流精神的指向，那一定是對一個更為廣闊的時代生活而言的，它絕不是狹隘的，因為閱讀詩歌史和不同時代詩歌的經驗告訴我們，詩歌所呈現出來的整體面貌是不一樣的，這不僅僅是指詩歌表現形式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不同時代的詩歌在其更宏大的詩歌精神層面上，也必然具有獨特的極為鮮明的區別于其他時代的詩歌風貌。或許，這就是我說的，不同時代，盡管不同的詩人和他們的作品會發出不同的聲音，但可以肯定這些聲音中必然隱含著那個時代的回聲。當然，任何時代，詩人作為獨立的寫作個體，不論從生命意義上來講，還是從詩歌的創造力來講，詩人以及詩人的作品，都有著自身獨立的永遠不可被替代的特殊價值，因為一代又一代詩人以及他們浩如煙海的作品的存在，才使我們人類的詩歌精神源流充滿著極為鮮活的生命。
直到今天，詩歌依然和我們的心靈及現實生活緊密相連，作為生活在21世紀的當下詩人，我們不能不想到詩歌應該承擔的責任，以及它所應當發揮的作用。那么詩歌在今天究竟能發揮一種什么樣的作用呢？我不想從社會學的角度來討論詩歌的社會作用，我也不愿意用現代語言學的方法去解析詩歌本體的無限可能。其實，我們要真正明確詩人的責任和詩歌在當下的作用，并且能作為這個時代有良知的詩人開始行動起來，有一個重要的前提，就是我們必須對自己生活的這個時代有一個清醒的認識。20世紀意大利隱逸派偉大詩人埃烏杰尼奧·蒙塔萊曾在他的一本著名論著《在我們的時代》中這樣說：“我目睹了人類偉大思想成就的實現，那是神奇的成就，但也許是愚笨的……我從中發現的惟一普遍規律是，人類的每一成就和進步必然伴隨著其他方面的損失。這樣一來，人類任何可能的幸福總量就依然不變。”蒙塔萊還說：“這我知道，我們會一下跳進烏托邦的空想王國。但是，如果沒有空想，人恐怕還是一種比好多動物還要更不聰明，還要更不合時宜的動物。”然而，我們生活的今天，已經遠遠要比蒙塔萊的那個時代更為讓人憂慮和不安，雖然沒有世界性的戰爭全面爆發，但區域性的戰爭卻不斷出現，核武器的陰影仍然籠罩在人類的頭頂之上。人類生態環境的持續惡化，似乎已經到了不可逆轉的地步。人類對自然資源的劫掠，其速度之快、數量之大，也超過了人類誕生以來的任何一個時期。人口數量的劇增，加上資本主義生產至上的發展模式，許多國家的政府將經濟增長視為施政的惟一目的，這種用無度生產、瘋狂消費和所謂GDP總量來衡量價值的思維方式，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如果再讓這種造成社會不公平和全球生態災難頻發的發展方式持續下去，對人的異化不受到來自道德的譴責，人類的未來必將走向最終的毀滅。誠然，作為詩人和我們這個時代的見證者，我們從未否認過發展健康、生態、綠色、可持續經濟對推動人類文明進步的巨大作用，對每一次人類重大的科技創新和技術革命，我們都同所有的群體一樣歡欣鼓舞。人類只有時刻警惕自身的貪婪和遏制人性的缺陷，才能克服由于膨脹的欲望所帶來的惡果和災難。
詩歌，在今天毫無疑問已經又一次成為我們反抗異化的工具，詩歌已經超越了一般性閱讀和審美的范圍，已經超越了語言和修辭學方面固有的意義，詩歌作為一種精神和象征，將引領人類從物欲橫流的世界，走向一個更為光明的高地。人類不僅僅是依賴物質存在的動物，同樣還是不能離開精神而存在的動物，某種時候，不，應該是所有的時候，精神的至上將永遠是人類區別于其他動物的鴻溝。人類的文明史早已證明，我們的先賢們從未停止過創造自己的精神和神話，并力圖去構建理想中的烏托邦。在當下，詩歌無疑已經包含著某種信仰的力量，它既是我們與自然進行溝通的橋梁，又是我們追求人的解放和自主，讓生命擁有意義的途徑。在全球化和資訊化的時代，由詩歌構建起來的神話和烏托邦，將促使人類建立一種更為人性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它將把推動人類精神文明的建設和精神生活質量的全面提高，作為不折不扣的價值追求。詩歌的神話和烏托邦，將把物質生產的最后目的與人的全面解放聯系在一起，物質生產的勞動，不再是對地球資源無節制地消耗，更不是對人的積極的生命意義的消減。詩歌不會死亡，特別是在一個物質主義盛行的時代，詩歌必然會閃現出更加燦爛的精神光芒。只要詩歌存在一天，它就會鼓舞人類為不斷創造不朽的精神和神話，為我們致力于建設一個更加尊重生命、尊重自然、尊重平等、尊重人權、尊重信仰的明天而共同奮斗！
(注：此文為作者寫給第23屆麥德林國際詩歌節的書面演講)
